疾控改革是避免公共衛生滑坡的關鍵

武漢率先啟動了公共衛生體系改革的進程。近日，武漢衛健委披露公共衛生改革計劃，包括成立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委員會，設立公共衛生總師、公共衛生首席專家崗位等。

2020年國務院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有“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”的專門段落，要求“堅持生命至上，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。”這項工作由國家衛健委牽頭，要求在12月底前出臺相關政策，并納入國務院督查范圍。據筆者了解，“關于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改革的意見”早在2017年就啟動編制工作，業界原預計2018年底出臺。

鑒于全國性疾控改革政策尚未出臺，目前幾乎所有公共衛生方面的改進都圍繞醫療機構、設備的提升進行，比如：加強區域醫療中心建設，升級改造重大疫情救治基地，使二級以上醫院達到核酸檢測條件。醫療投入增加、醫療技術提高固然非常重要，但并不必然帶來公共衛生體系的優化。當“千億公共衛生市場”“醫學裝備行業崛起”成為熱門標題，莫讓公共衛生改革蛻變為一場“產業狂歡”“醫療盛宴”。

過去十年，被流行病學家曾光教授稱為“公共衛生滑坡的十年”。據調研了解，有的省份疾控機構（CDC）因“甩財政包袱”被并入醫院，成為遠不如臨床科室的邊緣科室；有的CDC淪為“關系戶”、“退二線”人員的落腳地，年輕公共衛生醫師職業晉升無路、薪酬激勵不足；有的CDC內設部門疏于疾病防控本職，卻靠疫苗準入、職工體檢等業務過度逐利甚至非法牟利。

對上述問題，有“行政化”與“去行政化”兩種截然相反的改革呼聲：一種是將疾控機構（CDC）改為有獨立執法權的行政部門（“國家疾控局”），甚至成為中央-地方垂直管理的強權機構。另一種模式是繼續保持CDC技術支撐部門的身份，強化CDC的技術專業性與職能獨立性，并遏制地方政府及其行政部門對CDC的不當干預。

在“行政化”和“去行政化”路線之外，武漢市政府選擇的是“第三條道路”：將現有決策權更多分享給CDC。

一是在不將疾控機構從衛健委獨立出來的前提下，武漢市將武漢市、區疾控中心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納入同級衛健委的領導班子，這確保CDC主任進入衛健委的權力核心。

二是在維持行政主導權的前提下，強化專業背景人士的話語權和決策權，包括：在武漢市衛健委設立公共衛生總師，在武漢CDC設立首席公共衛生專家。

三是盡管不開展新一輪機構改革，但在武漢市、區兩級組建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委員會，配備公共衛生專干，作為一個跨部門協調機制，有望強化疫情防控的協調性。

回首中國前兩輪疾控體系改革，從預防醫學科學院改為美式疾控機構（CDC），再從非典疫情后形成行政部門（疾控局/疾控處）、技術支撐部門（CDC）的雙層架構。這兩輪改革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，無論采取什么樣的組織架構，無論由哪一方承擔疾控職能，整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不能碎片化，公共衛生的能力建設只能強化而不能弱化。也就是說，疾控體系改革必須置于“健康中國”戰略的大方向上通盤考慮，尤其是不能讓疾控機構（CDC）、專病疾控防治機構、醫療機構（如：傳染病醫院）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之間，由于割裂或內耗而削弱整個公共衛生體系的能力。

在武漢方案選擇“第三條道路”的基礎上，筆者建議決策層解決以下三個關鍵問題：

一是人才是疾控體系的第一資源，要為疾控體系吸引、安置、留住人才完善激勵機制，優化一線公共衛生醫師、疾控科研人員的薪酬待遇、職稱職級等規則，讓人才不需要靠旁門左道甚至違法違規就能獲得體面的收入。

二是信息（數據）是疾控體系的第一資產，要疏通CDC與公立醫院（傳染病專科醫院、綜合性大型醫院）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（核酸檢測點）之間信息通報、數據共享機制，允許基層公共衛生機構不經本地政府批準向中國疾控中心（CCDC）直報疫情。

三是在專業技術能力是疾控體系的第一優勢。CDC進入權力核心之后，要避免從事行政管理工作而陷入“文山會海”，因而荒疏了科研能力、疾病早期干預職能、流行病學調查能力。

（作者為中國價值醫療研究中心主任）